“种脐橙？我之前种过脐橙，一斤只能卖七八毛钱，刨去成本根本不挣钱，就这还卖不出去呢。”寿宁县武曲镇大韩村村民吴菊弟，家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却对脱贫致富没什么信心，听说村里要鼓励大家种脐橙，更是连连摇头，眉毛皱成了团。

“要帮大家重树信心，就要让大家找到门路、看到希望。”时任大韩村第一书记的周圣义，2014年4月一进村就盯上了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经过多方奔走，2015年3月，大韩村党支部与福建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合作，在村里办起了“农民大学”。

吴菊弟没想到，自己也能上“大学”，跟着“学校”到外地参观学习，还有外地的脐橙种植大户、省城的脐橙种植专家上门讲课。“看来，种脐橙也能脱贫致富。我种出品相好、味道好的脐橙，再有村里帮着解决销路，日子兴许还有希望。”在“农民大学”的课堂上，吴菊弟又燃起了生活的信心。

“群众始终是脱贫攻坚的主体，要坚持扶贫与扶志结合，让群众热起来、动起来。”宁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学斌告诉记者，宁德将提升群众内生动力作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组织千名“理论宣讲轻骑兵”，在各级组建62个宣讲团，通过广泛宣传发动，让贫困群众搞清楚为什么扶、谁来扶、扶什么、怎么扶，真正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

作为新时期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遵循和科学指南，《摆脱贫困》成为宁德干部群众的必读书目。结合党内学习教育，宁德还广泛开展“弘扬优良传统，推动脱贫攻坚”专题研讨，在全市凝聚“主动脱贫”的共识。

扶志，也要扶智。

福安市溪尾镇溪邳村，上世纪60年代前，家家户户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后，除了打渔不会其它营生的村民，迫于生计又回到了船上。

针对渔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其它劳动技能的实际，村里每年举办2期水产养殖培训班，让70%以上劳动力都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990年的850元，增加到2017年的17000多元，溪邳村还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这样的例子，在宁德比比皆是。扶志又扶智，让闽东山区的“要我脱贫”逐渐演化为“我要脱贫”“我能脱贫”。

图为福安市农业科教站干部为村民传授葡萄种植技术

重拾信心的吴菊弟，从用土法子种3亩发展到有机种植28亩，成了远近闻名的“脐橙大王”。2016年，他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年收入达20多万元，还开始带领村民一起种脐橙，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2017年，他被寿宁县评为“脱贫之星”。

全市百名“脱贫之星”，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宁德贫困群众，引领他们主动发展、摆脱贫困……

作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古田县2017年农民人均收入15538元，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对象降至34户106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038%，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

成绩背后，是县领导班子的不断优化——2016年换届后，17名党政班子成员中懂扶贫、会扶贫的干部由9人增加到13人，增幅达23.6%。

这一变化，正在宁德市6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步发生。2016年领导班子换届中，宁德选拔46名熟悉“三农”工作的优秀扶贫骨干，充实到这6个县的领导班子。变化态势也延伸至乡镇一级。宁德择优选拔“老乡镇”进入乡镇领导班子，使班子成员中具有2年以上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达到93%。

“要想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得把‘最能打仗的人’派到贫困地区、用到脱贫一线。”郭学斌认为，就是要紧扣脱贫攻坚配强班子、选好干部。

胡小青就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扶贫人。他从民政干部、乡长、乡党委书记到县扶贫办主任，在屏南县扶贫一线战斗30多年，于2016年被评为全国扶贫系统先进工作者。最为称道的是，他凭借多年经验，啃下了金融扶贫到户这块“硬骨头”——

为解决扶贫小额贷款担保难、贷款难问题，他协调甘棠乡成立了小额信贷促进会，开福建省先河。随后，又牵头组建了屏南县小额信贷促进会，累计推介担保贷款3亿多元，帮助2000多个贫困户，不但使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还实现了零坏账。2016年，促进会+服务平台+担保风险金+产业带动的金融扶贫模式，在福建全省推广。而后，湖南、内蒙古等地也借鉴推广。

扶贫一线需要更多“胡小青”。

针对县乡两级扶贫专业工作力量薄弱、队伍变动频繁等问题，宁德出台《加强扶贫专业队伍建设的意见》，并抽调382名有扶贫工作经验的县直单位干部，组建125个扶贫工作队（服务团），做到一乡一队（团），全脱产进驻乡镇指导督促脱贫工作，形成了“县级有指挥部、乡镇有作战室”的队伍体系。

图为霞浦县扶贫工作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

乡村两级扶贫力量的来源渠道，不止于此。在乡镇，宁德于2017年启动“百人互派挂职扶贫”计划，要求乡镇与市直单位每年互派40名干部挂职1年，用三年时间覆盖所有乡镇。在村一级，宁德先后选派五批2340名党员干部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并选派1640名干部驻村蹲点，实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全覆盖。

各级领导干部也沉到了一线。全市45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由市县领导每人分别挂钩联系1-2个。市县两级700多个机关党组织，纷纷与贫困村党组织结成帮扶对子。2014年以来，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村解难题、办实事共计2.3万件。

扶贫力量这么多，如何统筹协调、握指成拳？宁德力争通过单兵和集团的战斗力最大化，取得脱贫攻坚最佳战果。郭学斌对“排兵布阵”如此阐释：在点上，突出一县一策略、一乡一办法，围绕产业特点和扶贫需求精准选派；在线上，强调干有方向、做有目标、行有准则，切实做到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的目标，一个岗位有一个岗位的任务；在面上，把各支队伍、各种力量统筹起来，使脱贫攻坚由“独唱”成为“合唱”。

扶贫一线，斗志何来？近年来，宁德出台一线跟踪考察、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关心关爱基层干部16条措施等，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正向激励机制。2016年以来，共有230名脱贫一线乡镇干部得到提拔重用，80名脱贫一线表现突出的干部受到表彰。

荣誉也是鞭策。霞浦县派驻下浒镇脱贫攻坚工作队队长骆庆斌，对全镇20个行政村的97名贫困户情况了如指掌、张嘴就来，被称为扶贫“活字典”。获评2016年度霞浦县“扶贫先锋”后，2017年他再担扶贫队长之责，带队二进下浒。

“脱贫攻坚是否能取得最后胜利，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扶贫干部的表现有密切关系。宁德要在市县两级选树百个‘扶贫团队’、百名‘扶贫先锋’，希望在他们的示范下，出现更多像骆庆斌一样敢担当、有作为的扶贫干部。”下浒镇党委书记苏贞富期待满满。

 一幢幢红白相间的三层别墅，在公路两旁一字排开，温馨的幼儿园传出孩子们的笑声，现代化的工厂繁忙有序……走进福鼎市硖门乡柏洋村，眼前的景象让记者很难相信，这里曾是无项目、无资金、无资源的贫困小渔村。

问起变化动因，村民异口同声提到了一个人——村党委书记王周齐。

图为面貌一新的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

1994年，在外经商的王周齐被“劝”回村里当“班长”。头几年，他念的是“山海经”，引导村民种植东魁杨梅、中药材、优质蔬菜等经济作物，引导渔民在沿海滩涂养殖滩涂鱼。2000年，他瞅准高速公路修建带来的发展机会，利用150亩弃渣地建设村级工业区，还带着村干部北上江浙南下广州招商引资，让单一农业村走上了工业强村路。

通过集中安置，25个自然村减少为5个，村民住进了集镇化的新村，还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昔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村集体收入负债43万元的贫困小渔村，如今成了人均纯收入破2万、村集体收入550万元的全国小康建设明星村。

贫困村要发展，一个好的带头人至关重要。宁德以今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为契机，把政治素质优、发展本领高、治理能力强、作风品行正的优秀人才选进班子，大力推选能够带领脱贫致富、带领乡村振兴、带领发展集体经济的能人。新当选的村党组织书记中，致富带富能人约占65%。

脱贫致富带头人的就地培养力度也在加大。宁德鼓励和支持人才回流，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推动高校毕业生返乡特别是到贫困地区创业。换届后，300多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进入村级党组织班子。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宁德教育引导贫困村党组织书记，着力建强党组织、发挥党员作用，让基层堡垒拥有“满格”战斗力。

扶贫产业在哪里，党组织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宁德探索推行“支部+企业（合作社）”“支部+基地”“支部+电商”等模式，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脱贫攻坚功能。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党支部，还在茶叶技术、民宿、农家乐等合作社成立党小组，指导帮助村民发展产业。

图为柘荣县富溪镇岭后村举办村企合作帮扶文化节

亮党员身份、亮工作职责、亮服务承诺，晒组织生活、晒日常业绩、晒考核评价，争创“党员示范户”——为发挥普通党员的作用，宁德实行党员“三亮三晒一争创”制度，引导党员结对帮扶贫困户，通过扶持党员创业带动群众就业。

福安市返乡创业党员陈清，是闽东最大的肉鸽养殖户。他办起占西坑乡村众创空间，引进8家企业，落地13个项目，形成“互联网+乡村众创+精准扶贫”的创业扶贫新模式。目前，陈清与97名贫困户建立了帮扶关系，帮助其中39户“摘帽”。

截至目前，宁德已支持4000多名党员，创办领办致富带富项目5000多个，帮助和带领1万多户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户均增收超过1.5万元。

  宁德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经验丰富，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是什么？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认为，就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形成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引擎，着力整合组织资源、发挥组织优势、凝聚组织力量，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